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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古代防蝗蟲并不只“吃掉”這一種方法 很科學

      來源:講歷史2020-02-26 10:02:22責編:桂婷人氣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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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【內容導讀】中國古代以農業為主,蝗蟲是農業的天敵,在我國古代的農業文明中,我們不只想到了“吃掉”蝗蟲的方法,還有很多科學的方法,如用礦物材料,用植物等等。除了人力捕蝗這種最…

      中國古代以農業為主,蝗蟲是農業的天敵,在我國古代的農業文明中,我們不只想到了“吃掉”蝗蟲的方法,還有很多科學的方法,如用礦物材料,用植物等等。

      除了人力捕蝗這種最原始的除蝗辦法,當時人們已經注意到蝗災好發季節─多發于夏、秋兩季,所以此外,成書北魏末年的《齊民要術》更記載了如何改良土質,以防蝗蟲生長的方法。

      中唐時期,人們想出“吃蝗蟲”的點子,像是《唐會要》、《舊唐書》、《新唐書》有載:“百姓捕之,蒸、暴,揚去足翅而食之”、“ 關中饑民蒸蝗蟲而食之”。

      漢隱帝乾祐年間,鑒于鵒鳥能吞食蝗蟲,曾敕令禁捕,以加強或創造有利于作物生長發育、不利于蟲害繁殖的環境條件。

      古代用于防治害蟲的藥物種類范圍頗廣:植物性的有嘉草、莽草、牡蘜等;動物性的有蜃灰、蠶矢、魚腥水等;礦物性的有食鹽、硫黃、石灰、砒霜等。

      施用方法也多種多樣,用餌誘方法除蟲的記載,包括混入種子收藏,拌同種子種植,浸水或煮汁灑噴,點燃熏煙,直接塞入或涂抹蟲蛀孔等。

      此外,古代還有許多通過收獲物處理等方法以防蟲害,如漢代王充《論衡》提到麥種,必須烈日曬干然后收藏;《農政全書》提到棉子用臘月雪水浸可以防蛀;《豳風廣義》和《農圃便覽》等提到用沸水和雪水冷熱交替浸種可以防病防蟲;晉太興元年(318)發生蝗災時,東晉元帝司馬睿下詔:“徐、揚二州土宜三麥,可督令熯地,投秋下種,至夏而熟,繼新故之交,于以周濟,所益甚大。昔漢遣輕車使者泛勝之督三輔種麥,而關中遂穰。勿令后晚。”這種作法也就是秋季播種、來年夏季收獲,避開蝗蟲容易生長的季節,以減少農作損失;利用蝗蟲的趨光性,先設火召集,然后焚燒掩埋(焚瘞滅蝗。瘞,音亦,掩埋)。終使原本態度游移不定的唐玄宗下定決心,下達《捕蝗詔》,才使蝗災受到控制。。

      總之,我國古代人民對蝗害有一定的認識,歷代政府不僅在防治技術上采取了多種措施,說明已知根據害蟲的發生規律和生活習性進行防治,而且不斷總結經驗,逐步形成了治蝗的法規,如選擇抗蟲品種、精耕細作、清除雜草、輪種間作到藥物防除等。


      古代發生過哪些蝗災


      先秦古籍多稱蝗蟲為“螽”(蝗類的統稱)或“蝝”(讀音元,蝗的幼蟲),到了戰國時期才多稱為“蝗”。《春秋左傳》記載:“(魯宣公十五年,公元前594年)初稅畝,冬,蝝生。”《呂氏春秋?孟夏紀?四月紀》:“行春令,則蟲蝗為敗”,指的是若在孟夏時節行春季政令,將使蟲螟成災。

      除了現有的文獻記載,從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,也可以一窺商人對蝗蟲的記錄。甲骨文的“秋”字本義與蝗蟲密切相關,可能因為商代對秋季的蝗災印象深刻。根據貞卜文字,商代蝗災發生時間多集中在殷歷的二月與六月,相當于夏歷六月(公歷的7月)與十月(公歷的11月)。商人認為萬物有靈,蝗蟲自然不例外,便卜問殷歷二月時,商邑是否會發生蝗災,并于蝗災發生時行燎祭,以十頭牛為祭品,祈禱蝗蟲勿食莊稼、才能使農作豐收。明代徐光啟亦曾對春秋時期至元代記有月份的111次蝗災做了統計,顯示蝗災發生較多的月份多集中在夏歷六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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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據統計中國歷朝歷代均發生過蝗災,秦漢時期平均8.8年發生一次,兩宋時期為3.5年,元代1.6年,明、清兩代均為2.8年,以受災范圍與受災程度來說,均為世界之冠。昆蟲學者陳家祥于1935年做的統計稱,自公元前707至公元后1935年的2642年歲月里,中國有確實記錄的蝗災共計796次,平均3.3年就發生一次。

      先秦時期對蝗害的防治手段是什么呢?由于商代崇信鬼神,從殷墟甲骨文的祭祀卜辭可得知,商王為消弭蝗災,故多用祈禳,也就是祭祀神靈,如自然神:河(河神)、岳(山神)、土(社,土帝神)和“帝五玉臣”,加上祖先,如先公(上甲,商部落的第九任首領)、先王(祖乙,商代第十四任君主),以避免受到蝗災侵害。除了消極的禳災方法,商人的滅蝗手段還有網捕和火燒。學者楊升南認為:“秋字既與災禍相連,就是蝗蟲的蝗,當是可能的……從火,表示用火滅掉蝗……甲骨文秋字從火,正是商人滅蝗的方法之一。”以火驅趕蝗蟲的方式在《詩經?小雅?大田》中也有記載:“既方既皁,既堅既好,不稂不莠。去其螟螣,及其蟊賊,無害我田稺。田祖有神,秉畀炎火”,意即遵照田祖之神的啟示,以炎火驅趕蝗蟲之屬、會殘害莊嫁的“螟螣”。時至近代,河南等地民眾遇蝗災時,還會聚眾捕打蝗蟲,打下的蝗蟲或挖坑深埋,或是放置于火堆中焚燒。

      由于先秦時期科技發展水平仍然相當落后,商人除了占卜預測是否會發生蝗災之外,也只能被動地祈求不要發生蝗害,以及在蝗蟲過境時用火燒驅趕,最多只能網子捕捉蝗蟲而已,并無太有效的防治蝗蟲方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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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相較于殷商時期是從部落聯盟到國家雛型的發展樣貌,漢朝作為中國史上第一個實現統一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的帝國,其文治武功都達到同時期的巔峰,并奠定了儒家文化為東亞地區的社會主流文化,堪稱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朝代之一,不僅中國的主體民族─漢民族以漢為名,漢語和漢字文化圈更深深影響后世的東亞諸國。但在如此強盛的大漢王朝背后,蝗蟲卻是一點都沒有放過它。

      漢代共計發生蝗螟災68次,西漢有20次(螟2)、東漢為48次(螟6)。以時間分布來說,夏季發生蝗害的概率為61.2%,秋季是28.6%,已占到全年的八成以上。由于夏秋兩季的溫度和濕度,給蝗蟲生長提供了良好的條件,加上夏歷五月和七月(約為公歷6月、8月)分別是蝗蟲的若蟲發生之高峰期。在地理空間分布方面,因蝗蟲生存于氣候較為干旱的中國北方,河湖之地或沿海灘涂等“大澤之涯”是其滋生越冬的理想環境,況且蝗蟲以旱作禾本科植物(如玉米、高粱、小麥)為主食,所以漢代蝗災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,即今日的山東、河南、陜西、河北、山西等省份,最遠至甘肅敦煌,但在長江以南地區絕少發生。

      東漢的196年中,明確記載有蝗災的年份為38次,約占總年份的19.3%,意即平均每5年發生一次。相比其他朝代,魏晉南北朝蝗災平均11年發生一次,唐代蝗災平均為8.5年一次,東漢蝗災在唐以前發生頻率不可謂之不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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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蝗災對漢代的人們有什么影響呢?


      既然蝗蟲過境造成餓莩千里,更使得東漢末年曹操與呂布的戰爭因此鳴金收兵。史書《三國志?魏書?張邈傳》有載:“太祖引軍還,與布戰于濮陽,太祖軍不利,相持百余日。是時歲旱、蟲蝗、少谷,百姓相食,布東屯山陽。”《三國志?魏書?武帝紀》亦載:“興平元年……夏,……太祖乃自力勞軍,令軍中促為攻具,進復攻之,與布相守百余日。蝗蟲起,百姓大餓,布糧食亦盡,各引去。”

      《三國志》稱,東漢興平元年(194),名士張邈與陳宮趁曹操東征徐州牧陶謙報殺父之仇時,以留屯東郡(今河南省濮陽市與山東省聊城市一帶)的軍隊迎接呂布為兗州牧,占據濮陽(今河南省濮陽市濮陽縣)。兩軍對壘百余天后,竟然是因為該年降雨少,蝗災大起導致糧食歉收,百姓都以人肉為食,雙方這回合的較量就以軍糧不足而退兵。

      北宋司馬光編纂的《資治通鑒》,將曹呂之戰的背景記載得更詳細:“(興平元年)自四月不雨至于是月(該年七月,即194年5月8日至9月2日),谷一斛值錢五十萬,長安中人相食。帝(漢獻帝劉協,181─234年)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貧人作糜(濃稠的稀飯),餓死者如故。”當時糧食的價格高達一斛(約15.63公斤)50萬錢,折合黃金就是50斤(12.5公斤),簡直貴得離譜!連京師長安都出現“人相食”的慘劇,更何況是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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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東漢末年戰亂天災不斷,朝廷對蝗災早已有心無力。漢桓帝永興元年秋七月(公元153年8月8日至9月5日):“郡國三十二蝗。河水溢。百姓饑窮,流冗道路,至有數十萬戶,冀州尤甚。詔在所賑給乏絕,安慰居業。”此處的“賑給乏絕”,指的是朝廷無法撥下賑災物資或糧食;永興二年六月(154年6月29日至7月27日)則有“京師蝗”的記載。面對連續兩年的蝗災,桓帝也只能下詔讓受災的郡國“種蕪菁以助人食”。漢獻帝雖以太倉米豆賑濟災民,但結果卻是“餓死者如故”。既然當時的國家機器對蝗災已然是束手無策,昔日巍巍大漢帝國,就在蝗蟲一次次的肆虐下,敲響了喪鐘。

      魏晉南北朝369年間(公元220─589年)發生蝗災43次,占總年數的11.65%,也就是平均每9年才發生一次,已經比東漢平均5年發生一次蝗災更加趨緩。盡管蝗災頻發次數降低,為了處理蝗災,北方的前秦、北齊政權仍舊傷透腦筋。

      前秦建元十八年(382年,東晉太元七年),幽州(今北京市、河北省北部)發生蝗災、綿延千里,前秦符堅派散騎常侍劉蘭前往征發民眾捕蝗,但幾個月之后成效不彰,有人參奏劉蘭捕蝗不力應治罪,符堅卻稱:“災降于天,非人力所能除,此由朕之失政,蘭荷罪乎?”北齊天保九年(558)夏季大旱,造成“山東大蝗,差夫役捕坑之”。北齊文宣帝高洋祈雨而不得,一怒之下甚至下令拆毀位于北齊都城鄴城(今河北省邯鄲市臨漳縣)的西門豹祠、并挖開他的墳墓(毀西門豹祠、掘其冢)以泄憤。

      西門豹為戰國時代魏國水利專家,被魏文侯任命出任鄴令后投巫于河,破除了“河伯娶妻”的迷信,并修筑灌溉水渠,造福于民。“西門豹治鄴”的功績還被司馬遷記載于《史記?滑稽列傳》中,豈料千年之后一次干旱少雨引發的蝗災,竟慘遭毀祠掘墓,西門豹何其辜哉?

      雖然南北朝時期皆有以人力滅蝗舉措,但到了唐代卻阻力重重。唐玄宗開元四年(716)有蝗災,當時民眾相當迷信,畏蝗蟲如神:“皆燒香禮拜,設祭祈恩,眼看食苗,手不敢近。”黃門監盧懷慎提出“蝗是天災,豈可制以人事?……又殺蟲太多,有傷和氣。”汴州刺史倪若水也稱:“蝗是天災,自宜修德。”唐玄宗也曾一度質問中書令姚崇:“蝗,天災也。誠由不德而致焉。卿請捕蝗,得無違而傷義乎?”時代稍晚的詩人白居易在其《捕蝗》詩中也稱:“捕蝗捕蝗竟何利,徒使饑人重勞費。一蟲雖死百蟲來,豈將人力定天災?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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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可見當時上至皇帝、下至部分官員,都認為蝗災乃因“帝王失德”,經過“天人感應”后的降災,加上唐代佛教思想開始興盛,也許受此影響的官員也相信殺蟲會造殺業過多,便極力勸阻。

      姚崇視蝗災為自然災害,主張利用蝗蟲的趨光性,先設火召集,然后焚燒掩埋(焚瘞滅蝗。瘞,音亦,掩埋)。終使原本態度游移不定的唐玄宗下定決心,下達《捕蝗詔》,才使蝗災受到控制。

      到了現代,我們這一代人基本上沒有聽到過大規模蝗災,主要的原因還是50年代通過修水庫的方式從根本上解決了大規模蝗災的發生。但小規模蝗災還一直有,不過飛機噴藥,或者大型農機噴藥,不等擴散就壓下去了。現在的殺蟲劑太厲害,效率極高,微量濃度就足以壓制大面積的蝗蟲,尤其在蝗蟲還不能遠距離飛翔之前,用藥物壓制很簡單;現在還有聲波驅蝗蟲,用聲波讓蝗蟲不敢傷害農作物;還有“絕戶網”,直接把蝗蟲一網打盡等各種方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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